魏晋时期,“祖述老庄”的世风很浓郁。
“学者以老、庄为宗而黜六经,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”,清谈玄虚之风,被于朝野。
玄学动摇了儒家的独尊地位，是很明显的。
一直被独尊的高高在上的儒术，事实上受到了来自各方面思想学术的冲击。
道家原本就根深蒂固，在儒家思想产生动摇之后卷土重来。又外来了一家佛家的，也势头猛进。
佛家虽然是外来的，但是它理论体系精深，尤其是指向了人的精神世界，为人类在这个浮世上的存在因果给予了解读。
这就是时代文化。
时代文化到来的时候，任何力量都有点无所措手。即使是西晋的皇帝，他们也都多多少少有点玄学的爱好。
但是有一点：儒教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。
这样，嵇康提出的口号就显得太扎耳：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。
他说：“不能做到越名教而任自然，便有伪饰。任实，就有任情实，任心。有伪饰就不能任情实，任情实就要反伪饰……”
他心里，是有多么痛恨当时的虚伪之风！
政权交替时代，是充满道德悖论的时代。
外在的道德悖论，势必会转化为内在的精神痛苦。
魏晋交替时代的儒家士人，或慷慨而悲歌，或寄情于山水，或闭口而谈玄，或醉酒而放诞，都是这种解脱现实痛苦，追求人格独立的精神痛苦的表现。
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就是嵇康的反对虚伪礼教的旗帜。
别人提出来，或许不那么刺耳；嵇康提出来，就特别刺耳了。
因为他不是一般人，是天下知名的大才子。是可以左右三千太学生的精神领袖。
皇帝提倡儒教，你却要“越过名教”，
皇帝想杀嵇康的心，早就有。
只不过在等待机会。
终于有了“不孝”的罪名，可以把嵇康牵扯进去。于是，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的嵇康，就不得不献祭他反礼教的生命。
就像鲁迅先生说的，嵇康其实不是反礼教，相反，他才是真正的礼教捍卫者。
但是，他却不得不以“反礼教”的罪名，去死。人品气骨，古今所希。绝唱广陵散，留憾千古。
李清照是看得透他的命运悲剧的。她在《咏史》中说：“两汉本绍继，新室如赘疣。所以嵇中散，至死薄殷周。”
这里面，有多少说不清，道不明的东西，验证着生存的荒谬性。
苏轼《东坡志林》评价这件事：
“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，晋文帝以卧龙而杀嵇康，晋景帝亦以名重而杀夏侯玄……世皆以为非也。”
据说，嵇康死后，“海内之士莫不痛之。帝寻悟而悔焉。”
晋武帝杀了嵇康以后就后悔了。
他后悔的不是嵇康死得冤枉。
他后悔的是：历史终将记住：那个松柏之姿的才子嵇康，死在他的时代，让他蒙上了杀才子的罪名。
因为晋武帝可能不能流芳千古，但是嵇康，是一定会流芳千古的。
他的“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。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”的风骨，是那个时代最美的图景。
嵇康的血，一个时代的最晶莹的泪。
和嵇康相比，他的好友阮籍，也是反礼教、反伪饰的斗士。
他对那些虚伪的“礼法之士”的痛恨，其实比嵇康更厉害。
他把他们比作是裤裆里的虱子。还有比这更恶心的比喻吗？
阮籍的眼睛，分青白。他用眼睛来表达对世界的评判。
但他的嘴，却“不臧否人物”。
他的好友嵇康被杀了。他也可能被杀。如果他管不住嘴的话。
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，他只能心怀郁闷，把自己也活成荒谬。
从今天的人看，阮籍的行为，是无比荒谬的。
但是你如果体察他的内心，你就知道，荒谬背后，是他痛得不能发声的喉咙，撕裂得不能再撕裂的灵魂。
早期的阮籍，是富有儒家理想的。《咏怀诗》有：“昔年十四五，志尚好读书。”他是骨子里的儒教捍卫者，却不得不做出反儒教的样子。
阮籍的大嫂有一次回娘家探亲，阮籍和她见面送别。这是违背礼法的。因为叔嫂是不能见面的。
阮籍说：“礼岂为我设邪！”
礼法是为我这样的人设置的吗？表达出对礼教的蔑视。
邻家少妇有美色，当垆沽酒。阮籍曾经去她那里饮酒，喝醉了就躺倒在少妇身边。不避讳男女授受不亲。少妇的丈夫也不怀疑他。
这些反礼教的做法，还只是为人诟病。
但是如果不孝，可能丢了命。
阮籍母亲去世的时候，阮籍正和别人下棋。别人听说有丧事，就决定不下了。阮籍坚决要下完。
棋局结束就饮酒二斗，忽然哭了一声，吐了好多血。
母亲死了，还要下棋。这自然就被汇报给晋武帝了。
“礼法之士”何曾马上就借“居丧无礼”为名，让司马昭放逐阮籍。但是司马昭很爱阮籍，始终没有舍得对他下手。
“礼法之士”钟会也来陷害他。他“数以时事问之，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，皆以酣醉获免。”
钟会来问阮籍时政，阮籍就是酣醉，始终不回答。所以钟会也没有抓住他的小辫子。
“由是礼德之士疾之若仇，而帝每保护之。”
阮籍终将是生活在精神痛苦之中。他胸有大志，却遭遇一个荒谬的道德紊乱的社会里，让他这个儒家风骨的人，最终无法效力于无道之世，施展济世才华。
他“时率意独驾，不由径路，车迹所穷，辄恸哭而反。尝登广武，观楚、汉战处，叹曰：'时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！’”
驾车出游，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，随着马一路随意狂奔。走到道路穷极之处，方悲伤大哭。
这种“不知去到哪里”的“无出路旅程”，就是阮籍找不到人生道路的人生。
阮籍的畸形人格，是政治荒谬的社会环境造就的儒家士人的道德失衡。晋武帝那么爱他，愿意和他皆为姻亲之家，愿意保护他。
如果他愿意效力，他所期望的建功立业的理想又有多远？
阮籍之所以不得意，问题在于他自己的内心。作为真儒家，他无法过“道德名节”这一关。
他无力反抗这种世道的“荒谬性”，只能用个体的“率真绝俗”的异行，来表达对这个荒谬伪饰世界的无声反抗。
阮籍，是西晋伪饰的另一个牺牲品。他五十多岁就英年早逝，结束了郁郁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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